作者： 吕苑鹃 | 来源： 中国国土资源报 |

   http://www.mlr.gov.cn/xwdt/dfdt/201006/t20100630_153248.htm

   王民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民进中央科技医卫委员会副主任。1999年受聘为国家特邀国土资源监察专员至今，已11载。今年6月17～23日，他随国家特邀监察专员考察团赴安徽、山东两省考察农村土地整治工作。

农村土地整治的首要目标是什么？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有哪些？怎样更好推进这项工作？日前，记者就农村土地整治有关问题访问了王民。

“首要目标是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”

“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是国家行为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”作为连任三届的国家特邀国土资源监察专员，王民认为，守住红线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首要目标。

“为什么我国现在要突出强调节约土地资源，坚守18亿亩（1.2亿公顷）耕地红线？”这道思考题，在王民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《地理》中，用红框醒目地标示着。

他的答案很明确。土地不仅只有自然属性，在一定程度上，粮食就是政治。“这是不能试的，中国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，不能靠进口粮食，一来世界上没有那么多，二来一旦走到那一步，脖子就被人掐住了，我们就必须付出更多。“

“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，至少在20年内坚决不能松。”他反复强调。为什么是20年？“守红线是一个长期任务，但随着2030年左右中国达到人口峰值，这个压力可能会逐渐下降。所以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红线再守20年。”他说，到2030年，我国人口预计超过15亿，必须有相应的土地保证粮食产出。

“以史为鉴。从公元2年到1393年，将近1400年的时间内，我国人口在6000万这一限度之内波动，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大约在500千克上下波动，由此可见，年人均占有粮食500千克，是我国该时期制约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。没有这么多粮食，人就活不下去。”他的讲解总是层层递进。

尽管深知18亿亩耕地红线的重要性，但对于如何守住它，王民一直很忧心。“这些年来，我国耕地保有量总在18亿亩边缘徘徊。而且每年还要占用耕地约600万亩，虽然有占补平衡，但还是太悬了。”

然而，在此次考察中，他看到了希望：“对于保护耕地，农村土地整治确实是个好手段。通过农村土地整治，安徽省大约能腾出600万亩土地，我算了一下，山东省至少也有600多万亩。”

他紧接着指出，这是中国各省最后能抓住的土地。“这是最后一点家当，要解决若干件事情：一是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；二是保障我国城市化发展；三是满足农村宅基地的需要。但首要目标是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，否则就会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。”

怎样才能让耕地红线不再那么“悬”？他说，安徽省政府规定，复垦后新增耕地的5%作为耕地的净增加，不得占用。“目前实施农村土地整治试点的省份，有责任增加耕地。不能把通过整治得到的土地吃干用尽。建议国土资源部制定一个净增耕地的硬指标，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来定，但至少要保证5%。这个比例安徽已经试点实行了，证明是可行的。”他告诉记者，有了5%，18亿亩才更有希望。

“没有想好的不要动，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动”

“农村土地整治是对中国传统农村景观的彻底转变，不少地区传统的自然村落消失了，农民集中起来，搬进了新村。七八个，甚至十个自然村拆了，农民合并到一个新村。类似于这种力度的拆建，必须要好好规划。”结合考察中的见闻，王民有些担忧。

针对安徽、山东两省已做的农村土地整治规划，他建议：一是多类型规划，包括土地规划、人口规划、产业规划、城市规划，甚至乡村景观规划。一定要“政府搭台”，不能光靠国土资源部门。二是各级各类规划之间要相互配合，国土规划是基础，在国土规划的基础上，进行其他的规划。三是延长综合性省级规划的时限，从现在的2020年延长到2030年，真正把农村土地整治作为百年大计，解决更长远的问题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王民曾参与南方山地考察——国土规划的基础工作之一，沿着皖南跑了两个多月。“皖南给我留下的记忆特别美好，虽然那时穷，但中国传统乡村景美人美，尤其是皖南文化和徽派建筑。”

“要慎重考虑拆房子，防止大拆大建，要适当征求农民意见。”他反复陈述：“山东提出有历史特色的要保留，历史文化悠久、特色风貌独特的村庄要保留。不仅这样的要保留，即使一般的村落，我也建议保留一些，作为乡村博物馆。”

他有些沉重地说：“中国文字的历史非常完善，但留下来的可观的建筑实物不多，很多都被烧了。而这次整治在某种程度上消灭了中国传统的自然村落，一定要认真考虑，多大范围保留一个，要在规划中予以考虑。否则，我们的后代都不知道以前的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。”

继而，他解释说，建设“乡村博物馆”不是弄几个展品，而是区域性的整体保存，类似于地震博物馆，整个村落保留下来，一大片维持原貌。

谈起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速度和节奏，王民建议：“这件事不能推进太快。因为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，各地政府又比较冲动。我认为有两条很重要，一是没有想好的先不要动，二是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动。换言之，没有规划好的，有争议的，考虑不周的，都属于没有想好的。基础设施没有建，环保不到位，规划没有落实的，属于条件不成熟的。暂时先不动这些，等想清楚了，条件成熟了再推进。”

推进中国乡村城市化的一条好路子

“在土地整治中，安徽省着力建设新农村，而山东省则是建设农村社区，尽力向城镇靠近集中，既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影子，又有城镇化的影子，在推进过程中，多走了半步，当然现在还不是典型的城镇。应该看到，不经意间，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建设起来了，乡村城市化的道路也有新的探索。实践就这样推进着中国社会的发展。”对于以农村土地整治为抓手和平台，促进新农村建设，统筹城乡发展，王民感触极深。

新农村到底怎么建？他认为，规划为先。“这个规划是综合规划，不仅是地域规划，还包括基层组织重建等一系列问题，否则很快就会出现问题。

” 新农村建设如何规划？村庄到底多大？多少人比较合适？一千、两千、三千，还是一万？几个村合成一个村？如何分布？“规模和布局在规划中都要安排，这是最基本的东西。安徽是在有条件的大村落的基础上集中，这也是合理的。但还是建议做一些适当的研究，因为不是规模越大越好，有时规模大不一定就合适，要进行调查研究，必须统筹地区发展方向、农民意愿等多种因素来考虑。在怎么布局上，有不少理论和实际，如中心地理论，在平原地区，呈六边形分布，中心有一个大城市或村庄，周围分布六个小一些的城市或村庄。国外也有实践，如荷兰在围海造陆地进行的规划和建设。布局很重要，一旦定了，不能建了拆，拆了建。”他告诉记者。

“此外，考察中我发现，有些地方的新村设施不全，不配套。原来一家一户，还无所谓，一旦集中了，这些设施是必须的。否则生活会很不方便。而且，这次一路走一路看，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——环保设施滞后，缺少污水处理设施，也没有运行的机制。”他举例说，某市的规划中要求，农村社区示范点，健全一厅一园一校一场九室等服务设施，具备基层组织活动办公、司法警务、医疗计生、社会保障、就业与救助、科教文体、托幼养老、生产生活超市、物业管理，唯独缺少环保。“农村的污染是面源污染，土壤的污染是非常难以治理。德国的小城镇规划建设都是先把地下管网铺设好，再建房子。我们也应该学习，建设一个健康环保的新农村。”他强调。

中国乡村城镇化道路在何方？王民说：“这些年来，各地都在探索，广大农村究竟怎么走？这次考察下来，我感觉，结合农村土地整治，推进中国乡村城市化，倒真是一条好路子。”

他告诉记者，到山东省的第一天硬是没看明白，这哪里是农村啊，整个就是城市社区。“虽然他们叫农村社区，但社区其实是不分城市和乡村。我把它看作中国乡村城市化的新类型和表现。”他认为，中国农村正处于中国历史上快速的、巨大的变革之中，可能在不经意间就被改变了。

“当前，从农村土地整治出发，拆旧建新，村庄集聚，必然会带出城镇化的问题。”他说：“从考察来看，那些村现在还不是城镇，按它的规模，应该算是居住区。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镇。这可能是从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上走出来的，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。它是中国乡村城镇化的模式之一，而且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模式。”

切实保障农民根本利益

“保障农民利益是核心，这件事能不能做好，关键看是否能从根本上考虑农民利益。”在王民看来，这是一件最要紧的事情。

他说，农民利益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，不能以目前农民的满意与否，来判断是否保障了他的根本利益。“这里有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问题。我们不能从表面去判断。土地和房子是不等价的，不是说占了几亩土地，给了两套房子，农民就乐意了。并不是这样，土地是生产资料，农民可以以此为生，房子未必能租出去。有两亩土地农民就能活，但有两套房子却未必。”王民言辞恳切地说：“中国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，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再次牺牲农民利益。

” 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哪儿？“简单说，就是安居乐业。不仅要保证安居，还要乐业。现在各地大概都能保证其安居，但‘业’在哪？当然，就业问题，政府不能说全包了，但一定要考虑这件事，不能建完房子就不管了，让农民除了出去打工，还有其他就业渠道才行。”

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利益？“农民利益一定要有切实的措施保护，否则就又落空了。通过农村土地整治，节余指标产生的收益返还农村之后，怎么用？是吃光用尽，还是用于造血，让他们有长远发展的机制。”王民认为，返还的收益至少应该用于三个方面：一是直接分给农民；二是保证城镇化和新农村的正常运转；三是要提升新村的原有的工业化水平，发展服务业。就业是保障农民长远利益的要紧事，城市发展后，产业要从第一产业发展为第二、三产业，需要经费保障。“目前来看，农民没有吃亏，但这样还不够，要把后面两条解决了才行，不能说建完就不管了。”他补充说。

“要真正给农民留足他应得的利益，安排好他们今后的生活。政府需要替他们想得更远。”他说，根据新农村规划，要留足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和发展用地，保障其发展需要。

“此外，还应该严格规范，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整治。”他认为，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冲动太强，国家应出台相关措施加以约束，确保农村土地整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，开辟更加广阔的新天地。